在姚江之畔现今浙江省余姚市文亭区罗江乡，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小村落叫河姆渡，它的西、南两面紧临姚江，过江不远处就是绵延起伏的四明山脉，东面、北面则是风光明媚的平原，村落在丘陵向平原缓慢倾斜的过渡地带。河姆渡遗址以其悠久的历史、复杂的内涵、鲜明的特征、丰富的实物、罕见的珍品闻名于世，它被人们誉为“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
这个古老的鱼米之乡是这样被发现的。年，余姚县罗江公社为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决定在河姆渡村北隅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六月，建造翻水站的工程正式动工，当挖到地下三米多深的地方时，发现了一批夹炭黑陶片、建筑木构件，并伴随有大量的古动物骨骼。面对这些世所罕见的陶片和兽骨。听到当地人们的汇报，文物主管部门即刻派出专人前往察看调查，确认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并迅速组织力量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试掘。
首次试掘开挖五乘五米的探方两个，五乘二米的探沟一条，发现文化堆积十分深厚、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获得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木构件和动物骨骼等。这一批乌黑古朴的陶片、斧痕累累的木构件、斑驳破碎的兽骨，向人们透露出令人振奋的信息：这是浙江境内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同时为弄清遗址的分布范围，考古工作者不辞辛苦，连续作战，对遗址做了全面探査。结果发现在河姆渡村及其周围地面上和水稻田下，都有文化堆积层或零星陶片出土。特别是在姚江岸边靠小山包一带，有被姚江水冲塌而暴露出的文化堆积。可见遗址面积比现在还大。经测算分布范围达到四万平方米，这在浙江历史上还是首例。河姆渡的先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要解开这个谜，就要深入研究出土的遗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发现的大量稻谷、稻秆叶和许多植物茎叶、果实，很多出土时颜色鲜明，保存良好。这是因为遗址地下水位常年较高、文化层深埋地下、文化遗物长期浸泡水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饱和的隔离状态，而文化层土壤中所夹杂着的腐殖质，使地下水含有弱酸性成分，对它们起到了良好的防腐效果。这样，才使大量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得以保存良好，为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社会组织结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农业史、科技史、建筑史、艺术史和环境变迁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更让人激动万分的是通过遗址第四文化层采集的九个标本的科学测定，最古老的是约七千年，最年轻的为六千六百年，总平均值为距今六千七百七十年左右。因此可以认定第四文化层的上限已达七千年之久，这是当时发现的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极端低下，往往依赖大自然的恩赐从事采集、狩猎等采食经济活动。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某些.
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并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社会由此跨入了产食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大体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稻作农业相当发达，表明原始农业在本地区的发展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程。
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第四文化层都有大量的水稻遗存出土，尤以上部堆积最为丰富。在首次发掘的四百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一层乃至多层以芦苇类茎叶、稻草、齐比谷、谷壳、木屑碎渣及禾本科植物与少量动物遗骸交互混杂的棕褐色堆积层，厚度从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处达八十厘米。出土时稻秆、稻叶、稻谷与木比谷色泽如新，外形完整，有的连稻谷颖壳上的隆脉、释毛都清晰可辨。有学者曾推断稻谷总量当在一百二十吨以上，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堪称全国第一，世界罕见。
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都已炭化，然大多还保留有完整的谷粒外形，颗粒大小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粒重更远远超过了野生稻。经过农学家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山亚种中晩稻型的水稻，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亚洲最古老的稻作遗存。
河姆渡遗址发达的稻作农业是和先进的超耕形态相适应的。出土的农具主要有骨耗、木耗、木锄、长方形双孔石刀等。骨帮是最为典型且数量最多的一种农业工具，两次发掘共出土二百件左右。它多取材于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少数为胯骨，长二十厘米左右。平面略呈梯形，上端（肩臼部）为柄，厚且窄；下端作刃，薄而宽。肩臼宽厚处多横凿长方形扁孔，轻薄处多修磨成半月形，正面中部多凿有两个长方孔。这种骨耗往往装有直向木柄，其末端紧贴骨板浅槽，正面方孔和横方孔可穿缠藤条绑紧柄末，顶端做成提手，操作既方便灵活又节省体力，非常适合于河姆渡附近平原沼泽地带使用。河姆渡稻作农业的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弟冃耕农业。
农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导致相关的家畜饲养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猪狗两种家畜遗骨在遗址中到处发现。据统计，猪骨标本百分之五十四是一两岁的幼小个体，百分之三十六是两三岁的成年个体，老年个体仅占百分之十，由此可知猪在幼年和成年时便被宰杀，与自然死亡有别，应该属于家猪之列。另还出土有一件陶塑小猪和两件猪纹陶器。陶猪四肢粗短，腹部明显下垂，身体肥胖作挪动状，与现代家猪相近。狗是人类驯化最早的动物，是人类捕猎活动的得力助手，遗址中狗标本与狼明显不同，居住区内还发现了十儿块可能是狗的粪便块。水牛的骨骼数量也较多，河姆渡遗址的水牛可初步认为是我国目前所知驯养最早的水牛。
尽管河姆渡人已有了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但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植物果实和野生动物骨骼说明，采集、渔猎、捕捞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河姆渡人采集的果实有橡子、菱角、酸枣、桃子、荧实、蔥仁米、戎芦、菌类、藻类等。野生动物中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软体类的四十多个种属也成了他们渔猎的对象。其中，鹿科动物数量占绝大多数,足见温顺的鹿类是人们偏好也是容易猎获的目标。湖沼地带生活的鸟、鱼、龟、鳖及滨海河口的鳞鱼又经常成为他们口中的美味，现已不见于浙江境内和毗邻地区的亚洲象、犀牛、四不像、红面猴更成了河姆渡人难得的佳肴。
河姆渡先民的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生活，是与他们所在的优越自然环境紧密相联的。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湿热温润，雨量充沛，气温比现在要高，与我国现在华南一带接近。河姆渡村落离大海不远，有一条源于四明山脉芫岭山下的溪流由南向北绕村而去。河姆渡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平原湖沼的交接地段，附近的平坦地带有他们辛勤垦殖的良田阡。
陌，远方四明山麓的密林深处，高大凶猛的犀牛、老虎、亚洲象、黑熊出没无常，成群结队的梅花鹿、水鹿、麋在山地林间灌木丛中随处游荡，水牛和青羊在房屋周围悠闲地啃着青草，芦苇茂密的湖沼旁的水鸟、游鱼、龟、鳖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水上乐园图。这一切都给河姆渡人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发掘中，第二、三、四层都发现有木构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保存最为完好，最为丰富多彩。建筑构件诸如柱础、圆柱、方柱、排桩、板桩、地龙骨、横梁、木板之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数不胜数。许多木构件上都留下了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精巧灵活、科学受力的棒头和卯孔。双层樨头、燕尾檸、企口板、垂直双卯孔转角柱的发明、梢钉的出现，都说明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首次发掘第四文化层发现的排列有序的十三排桩木构成的一组建筑，代表了他们的杰出成就。
这组建筑遗迹正好有意识地选择在陵阜与沼泽的过渡地带。十三排木桩基本走向是西北一东南，纵轴沿等高线排列，分析估计原来至少有三栋以上的长屋，长度在二十三米以上，其中一栋长屋的进深约七米左右，临水一侧有宽一点三米的外廊。由于建筑坐落于湖沼边缘，必然需要抬高居住面，而建筑遗址内未见居住面，却在室内部位发现了大量植物、动物遗骨、残破陶器组成的生活垃圾，堆积厚度也不同。所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为排列成行、打入泥土中的桩木和桩头上同樨卯衔接的地梁及散乱的梁、柱、厚板，而没有地面建筑所见的草盘泥和红烧土之类。由此说明，这是一种以桩木架空居住面基座、上面立柱安梁构屋架的干栏式建筑。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由于它既可防蛇虫猛兽，又可避潮湿水害，下面还可豢养家禽家畜，因此历数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仍可见到这种古老的居住形式。
木构水井的发明是河姆渡人高超的木构建筑技术的又一体现。遗址第二层发现的这口水井，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木构水井遗迹。它由二百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里面井口方形，边长约两米，每边竖靠坑壁打下几十根排桩。排桩内支顶一个由棒卯套接而成的方木框，以防排桩倾倒。排桩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二十八根栅栏桩，井内见有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据此说明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亭。水井的开凿和利用，扩大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改善了水质，方便了定居生活，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伴随着发达的稻作农业和长期的定居生活，河姆渡人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分工细致，门类众多。在遗址包含的多种器物群中，特征鲜明的陶质器皿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面貌。四个文化层中除分别有数量不等的泥质陶外，均有一种夹炭黑陶，胎含大員炭晶粒，系用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质为屢和料，在火候低和缺氧的还原焰中烧成，胎质疏松、硬度较低。从第四层到第一层夹炭黑陶逐渐减少，夹砂陶则逐渐增加，并占据了绝对优势。陶器类早期比较简单，主要有釜、罐、钵、盘、支座，晚期器类多样，新出现了釜形鼎、垂囊式蚕，等。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不但数員多，而且造型富于变化，是文化分期的标准器。
利用动物的各种骨骼和角为原料，加工制成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艺术品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第一期考古发掘出土的八百二十九件生产工具中，骨角制的达六百二十一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总数四千七百多件，仅骨器就占二千二百七十件，达百分之四十八点三。可见骨角器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河姆渡村落周围生活的各类动物，则为骨角器的加工制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动物的四肢骨、肩胛骨、肋骨、脊椎骨、还是鹿角、兽牙，都可作为他们的原料。当时农耕用的骨耗和渔猎用的骨族数量最多，此外有骨（角）质的锥和凿、骨匕、骨哨、骨梭、骨铲、骨鱼镖、骨笄、骨珠、角柄和鹿角靴形器，真是用途广泛，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此外，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中普遍发现有苇席残片，总数达上百件之多，还见几段粗细不等的绳索，可见编织业已出现并具一定的熟练程度。纺织品虽未发现，但出土文物中屡有编织纹装饰图案和珍贵的纺织工具，说明纺织业已经存在。而漆碗的确认，把我国使用生漆的历史提早到了七千年前，从而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涂料“漆”的国家。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河姆渡人逐渐形成相当水准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追求，创造了丰富多彩、高雅古朴的精神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中，绝大多数属于装饰艺术，即在日常应用的生活用具表面装饰花纹或雕刻图像，既实用又美观，它的数量庞大、门类齐全、题材广泛、造型独特、内容多样。制作技法有刻画、压印、拍印、戳印、浮雕、钻刻、堆塑、捏塑、彩绘等。所用材料比较广泛，绝大多数施于陶器之上，也用于珍贵讲究的象牙、骨角、木料等。
纹饰最普遍的是绳纹和几何纹，其余有鸟纹、太阳纹、鱼纹、禾叶纹、蚕纹、稻穗纹、猪纹等，设计精巧、繁简得当，形象逼真，寓意深奥。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圆雕、木雕鱼形器柄、圆雕木鱼、双头连体鸟纹骨匕、编织纹骨匕、短线刻画骨笄、陶塑鱼猪、陶塑人头像、狗形器钮、刻画猪纹的陶器等都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玉和萤石质的璜、块、管、珠、环、饼、丸等人体佩带的装饰品。有些质地呈半透明状，玲珑剔透，晶莹润泽。另有一些以兽类的獴牙或犬牙、鹿类的尖角和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多钻有小孔，可贯穿起来组成串饰，佩戴在胸前或挂在脖子上。
河姆渡文化玉器的出现，表明我国长江流域用玉历史的悠久。这一传统在后来的良渚文化中得到继续发展，并创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辉煌灿烂的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