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无论在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手工艺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玉石器制作业与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相比较,虽工艺水平不相上下,但数量和体量上有所局限。这和唐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转变。唐代的玉器虽然有一部分仍作为重要礼器而存在,但总的来说,摆脱了上古玉器以礼器为主心,以丧葬用玉为主流的传统。玉的神秘感、神圣感已逐渐消失,玉德观念也趋于淡漠,实用性、现实性明显增强,逐步走向生活化、世俗化,日常生活用玉成为主流,在风格、造型、纹饰上,尽力显现装饰美,具有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特点。同时也受瓷器、金银器制作技术高度成熟与大量生产的冲击。
一、唐代的玉石石界线
《说文》称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鉴定一块石头是否是玉,主要从色泽、质地等几方面考虑。从出土古代玉器的玉质看,有页岩、石英岩、软玉、玛瑙、山由玉、水晶等等,其中除软玉(透闪石—阳起石矿物组成)是今日矿物学上的玉以外,其他都不是真正的玉。唐代的玉仍有广狭两义,广义的玉除软玉(真玉)外,水晶、玛瑙、王民玉、蓝田玉、仿玉的琉璃、各色宝石等都包括在内,广而杂,似乎玉石界线模糊,实际上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唐人玉石界线还是分明的,不过标准与现代人不同罢了。
1.软玉：即唐人眼里狭义的玉，被称为“真玉”。唐代软玉主要来源于昆仑山,最重要的当属于阗地区。《一切经音义》载于闻“山有玉河,河中往往漂流美玉，彼国王常采，远来贡献”。贞观六年（）,于阗王曾经向太宗献过玉带(《册府元龟》卷九七O);大兴善寺有“于闻玉像,高一尺二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酉阳杂俎》续集卷五)。除主动进献外,唐代还多次派员索要。贞元初,朱如玉就曾被派往于闻“得大圭一,玉珂佩五副,玉枕一，玉带銙、靴带銙各三百具，玉簪四十枝,玉盒三十,玉钏十具,柞三及瑟瑟三百斤……”(《册府元龟》卷六六九)。
除于阗外，《唐会要》还记载太和六年（）“回鹘宰相公主献……鸭子头玉腰带”，9世纪吐蕃也多次向唐朝廷贡献玉腰带,这些玉带可能也来自于阗。
其次来自河中城邦国,《杜阳杂编》卷下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百宝为图案”。五色玉器当是安西诸蕃所贡,《酉阳杂姐》卷一四:“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此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可见五色玉器可能为河中城邦国所贡。河中城邦国中的康国、骨咄国是重要的贡玉之国,玄宗时康国曾献白玉环,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一件装玉带胯的银盒上,有墨书题名“骨咄玉一具”(图1)。《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天宝十年()，,安禄山生日,杨贵妃赐“玉合子二……骨骼合子三……”。是否也指骨咄玉呢?它们可能均为骨咄国所贡。
图1骨咄玉带胯（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窑藏出土）再次来自波斯及大食国,唐代中尚署掌供郊祀之圭壁,其所用原料,由各州供给,其中“白玉、碧玉……出波斯及凉州”。((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这里波斯所供应当也是软玉,大食国曾贡“宝装玉酒地瓶”(《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氓玉:“氓”意为清白如玉的石头,据载开元元年()及长庆年间(-)蔡州都进贡过棋子及眠玉棋子。而蔡州新息县有氓玉坑,“其玉颜色洁白”,开元以前,曾为淮水淹没,开元中,淮水改道,又贡珉玉(《元和郡县志》卷九)。从出土棋子等物来看,这种所谓的珉玉就是现在俗称的汉白玉,由于真玉难求,所以珉玉在唐代使用很多,除日常器皿外,还曾用来代替真玉敬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氓玉圭及圭璧(图2)就是明证。天宝年间,玄宗曾发布了一道诏令,认为这种“以氓代玉,惜宝事神”的做法,会打破神圣不可移易的和谐,因此,特别在诏令中规定:“自今已后,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瑕。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太平御览》卷八O五)。
图2珉玉圭璧（唐大明宫遗址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除蔡州外,沙州也贡“棋子石”,可能是围棋子中的黑子吧,从出土物来看围棋中的黑子多为黑色大理石(图3)。
图3黑色大理石棋子（西安市曲江出土）3.岫玉:岫玉一般是指蛇纹岩玉石,它与软玉、独山玉、绿松石等一样是中国古老的传统玉石。岫玉中国产地广泛，主要有辽宁岫岩玉（狭义的岫玉即指此）、酒泉玉、南方岫玉等,唐代凉州可能上贡的就是酒泉玉。皎然《花石长枕歌答章居土赠》:“楚山有石邹人琢,琢成长枕知是玉……”(《全唐诗》卷八二一)。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方玉,折光率为1.52一1.58,可能属蛇纹石类玉石,即山由玉(图4)。
图4方玉(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4.蓝田玉:蓝田玉实际上是长安以南,终南山的蓝田地区所采的绿色和白色的大理石,据记载“太真妃最善击磐附搏之音……上令采蓝田玉琢为器”(《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李贺也有《老夫采玉歌》:“采玉,采玉,须水碧……蓝溪水气无清白”感叹采玉人的艰辛。
5.水晶:是纯净、透明、结晶质的石英,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8世纪康国多次献水晶制品,蜀宾国也向唐献过水晶杯。唐代遗留下来水晶制品较多,最著名的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水晶八曲长杯(图5);另外最常见的是水晶球(或为口晗,年西安市东郊郭家滩曾有出土)、水晶珠、饰件(图6)多呈自然的六棱柱体,为天然水晶结晶。唐代文献中记载的水晶产地多在西域,《隋书·波斯传》载波斯产水晶,《新唐书·康国传》云,康国“山周其外,土沃,产愉、水精。”
图5水晶八曲长杯（西安市何家村窑藏出土）
图6水晶饰件
6.玛瑙:一种具有带状结构的玉髓。中国产地广泛,但唐代却多来自西方,《新唐书·拂森传》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出其国。”《新唐书·康国传》载开元初,曾贡锁子恺、水精杯、玛瑙瓶。另外日本、渤海、吐火罗、吐蕃等国均进奉过玛瑙器。唐代玛瑙器最有名的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三件玛瑙杯(图7)
图7兽首玛瑙杯（西安市何家村窑藏出土）
7.玻璃:何家村出土一件提梁盖罐,盖内壁以墨书注明所贮物的名称、件数,罐内蓝、红、*宝石16块(图8)与所记“颇黎等十六段”相契合。《新唐书·罽宾传》载“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看来唐人所称的玻璃即各种天然宝石。《朝野金载》卷三载安乐公主令造的百宝香炉使用“真珠、玛瑙、瑠璃、琥珀、玻璃、珊瑚、砗磲、琬琰,一切宝贝”。这里瑠璃与玻碟并列,可见两者不是一类物质。据记载唐代“碧玻璃”来自拔汗那,“红、碧玻璃”来自吐火罗,赤玻璃和绿玻璃则来自拂菻国。除此而外,今天的斯里兰卡也是另一个重要产地,何家村出土的蓝宝石即被有些专家鉴定为来自那里。
图8宝石(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8.玳帽和砗磲:玳帽质地坚硬而光滑,唐朝使用的玳帽,是从安南的陆州得到的,诃陵国也遣使进贡过玳帽。唐张九龄《答陈拾遗赠竹簪诗》:“遗我龙钟节,非无玳帽簪。”可见玳帽在唐代常被制成妇女的装饰,法门寺还发现有用玳帽开元钱来礼佛。
砗磲是海产的一种大型贝壳,《艺文类聚》卷八四辑三国魏文帝《车渠椀赋序》:“车渠,玉属也,多纤理褥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唐代仍被当作一种玉石来进行琢磨加工,并与金、银、玛瑙、琉璃、玫瑰石、珍珠一起在佛经中有“七宝”之称,碎碟带胯及碎碟梳背(图9)是极其珍贵的唐代遗物。
图9砗磲带胯及砗磲梳背
9.琉璃:琉璃古人认为是人工烧制,有本土产,也有外来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载突骑施、史国遣使带来琉璃。从考古发现来看,器皿多为外来品,如何家村窖藏的琉璃碗及法门寺出土的蓝色琉璃盘。而陕西唐墓出土的琉璃镜、琉璃梳背(图10)、琉璃珠则应属于本地产。
图10琉璃梳背(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其余唬拍、金精、孔雀石、绿松石、珍珠、珊瑚等,甚至南阳玉也是唐人广义的玉,但发现遗物较少。
关于石器,据记载河南道登州供石器,莱州供石器、滑石器,陇右道沙州供棋子石,河北道邢州供文石狮子。从唐代出土的石器来看,质地最多是大理石,其次是滑石器。滑石器一般被研究者归入玉类,实际上从记载看来,滑石器在唐代是被明确归人石器类。
二、唐代玉石器的制作作坊
唐代玉石器的制造机构主要分中央官府作坊、地方官府作坊和私人作坊三种。
终唐之世中央官府作坊始终是最重要的,这与其他门类,甚至金银器不同(中晚唐南方金银制造业兴起),这主要是由于玉料难求,尤其是真玉玉料均需外供。关于中央官府制作机构的记载主要出自《唐六典》、《旧唐书·职官表》和《新唐书·百官志》等文献,《新唐书》卷四八“少府监”条载少府监的职责是“掌百工伎巧之*,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玉器制作主要由中尚署和掌冶署负责,《新唐书·百官志》载掌冶署:“掌范熔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而中尚署也“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采之制”。
唐代中央官署玉器的另一个重要场地应是“文思院”,有关唐代文思院的职责,唐代文献没有直接记录,《宋史·职官志》“少府监”条载:“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唐代文思院也应有此职责,文思院主要为帝后服务,出现于武宗时期,可以认为是皇家作坊。但实际上唐前期,宫中就已有专门为帝后服务的玉器工匠,《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杨贵妃》:“凡充锦绣官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亦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这些工匠是否在唐后期归入文思院,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唐曲江池遗址出土的玉龙头(图11)之类,可能属建筑构件,应为将作监所制作。而石器(图12）多由其下属的甄官署所作。将作监“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令……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谓之内作……”其所属甄官署“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石作之类,有石罄、石人、石柱、碑碣、碾皑”,“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则丧葬用玉石器可能由甄官署供给。
图11玉龙头（西安市曲江池遗址出土）
图12石柱础(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出土)
地方官府作坊:由于真玉玉料难得,地方除氓玉外,没有常供之地,但非常供的进奉仍有。《新唐书·王播传》:“王播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曾进:“玉石天尊一铺……天尊并侍座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乐童子及狮子、辟邪、香炉、玉案三十六事。”高宗、玄宗、文宗都下过禁止进奉玉器的诏令，文宗《即位诏》:篡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并停……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饰瑟瑟、杂宝钿、珍珠、玛瑙装者，悉宜停进。“
这些石玉器当然可能有私人工匠所作,但绝大多数当属出自地方官府作坊,或半官方作坊(作坊按时向官府供送,纹样、配色、造型则由官府派定)。地方石作,因为有常贡之地,例莱州、沙州等地,这些州的官营石作坊当为常设机构。
私人作坊:《新唐书·杨浑传》:“玉工为帝作带,误毁一胯,工不敢闻,私市它玉足之。”说明民间也有治玉者。玉工有持价值70万钱的玉钗求售(《新唐书》卷一六三)。《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又条引《乾撰子》记载,曾有胡人米亮召玉工为窦又治玉带出售,使窦致富之事。在大都市,个体工匠数量很多,例如天宝二年(),愿随鉴真和尚东渡扶桑的扬州玉匠、绣匠、刻镂匠等即有85人(《唐大和上东征传》)。随着中晚唐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市场的发展,私人作坊大兴,《唐大诏令集》卷一O八:“天下更不能采取珠玉,……刻镂器玩”“违者,决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说明有较大的私人作坊雇佣较多的工匠。
至于私人石器作坊可能更多,有些玉匠可能既制作玉器又加工石器,分工不会像官府作坊那么细。
三、唐代玉石器的制作工艺及装饰工艺
唐代玉石工艺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据欧阳詹《陶器铭并序》中提到玉杯制作:“刓材搜璞,穷山越壑,珑磨雕琢,铸炼丹镬,力尽终年之功,财弹不警之产,量才升合,质忌汤火。”(《全唐文》卷五九八)这里提及制作玉石器的多道工序。
切削：将所有玉坯从玉璞中切割下来,先将其切割成大型,然后根据需要再次切割,或琢成圆雕,或切成片状,或雕成容器。基本成型后,但表面不平整,器物轮廓也比较粗糙,这时就需要再进行细部整形加工。我们发现唐代玉盒(图13)类似唐代金银盒,在盒底内有清晰的旋纹(同心圆),这说明当时已使用了简单的漩床,通过璇床的旋转获取速度,再使用刀具进行璇削。
图13玉盒(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雕琢:这是制作玉石器的最关键环节,即玉石器的成型及纹饰装饰过程。时人称为“镂”、“琢”或“雕镌”(元棋诗“雕镌荆玉盏”)、“雕”(韩握诗“玉盒”雕双?鶒)。
除造型外,雕刻纹饰也是玉石器制作的重要工序,唐人称为“级”、“碾”、“极镂”,这似乎是对錾刻花纹的专称。《能改斋漫录》卷一三《记事·赐服带》:“近年赐带者多,匠者务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叶稍繁,改级荔枝,而叶极省。”《鸡肋编》卷上:“河间善造蓖刀子,以水精、美玉为靶,钑镂如丝发。”钑镂工艺有三种:其一,平级,即平面雕刻,一般而言“级”、“钑镂”即指平雕,陕西出土的十几面玉梳背(图14)大都如此。其二,剔地隐起,通过剔地雕刻使主花纹凸出,呈浮雕状,《朝野金载》记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隐起、级镂,窈窕便娟”,玉带胯都是运用这种方法。其三,镂空,亦称透雕,按预定的图案花纹进行雕刻,形成透空效果。《一切经音义》卷七在解释香囊时说:“以铜、铁、金、银玲珑圆作。”考古发现的银、铜香囊均镂空,所以可能镂空在唐代称为“玲珑圆作”,石香熏(图15)是代表作。
图14玉梳背
图15石香熏（西安市纬十街出土）
抛光:可能即上文提到的“珑磨”,使玉器体现出本身亮丽夺目的光泽,根据对金银器抛光工艺分析,除一般常规的方法打磨外,玉石器也可能利用漩床快速旋转抛光。
铸炼丹镬:欧阳詹提到玉杯制作需要的这种工艺令人十分费解。从文献记载看,早在汉代就可能采用火烧来鉴别玉,唐代白居易曾有“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但根据欧阳詹的记叙,似乎玉“质忌汤火”。而《旧唐书》也有:“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的记叙,可见玉器是怕火的。或者“镬”即“雘”,丹雘是一种矿物质染料,《书·梓材》:“惟其涂丹雘。”明杨慎《艺林伐山·印色》:“今之锦砂,古谓之丹雘,皆濡印染糟之具也。”如此,则似乎唐代玉器成型后,有的还需染色。
2.玉器的装饰工艺
分为以玉为主体和以玉材为辅助材料装饰其他材质器物两种情况。
金银平脱:这是一种华贵的装饰方法,把金银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用色漆髹涂数层,再经打磨,使纹片和漆面平齐,以显示出色漆地上的金银图案,唐代也多用于玉器装饰。《安禄山事迹》载玄宗曾赐安禄山“金平脱大玛瑙盘一”,《酉阳杂组》载杨贵妃曾赐安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
金配玉:主要有包(镶金),例如何家村出土的玉臂环、兽首玛瑙杯,另外还有嵌金或错金,《太平广记》卷三三四《*十九·王玄子》载:“……明日临别,女以金缕(错金)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玉器贴金、描金等也常见。
宝铀:以宝铀装饰器物,8世纪中叶最盛(图16),天宝九年()的天长节,玄宗曾赐宝铀镜一面给安禄山。文宗即位后,马上下诏停造以金筐瑟瑟宝铀装饰的宫禁床榻。在法门寺地宫里获得了有《衣物帐》登录的宝铀金函,做法是在器表镶嵌玉石珠宝。庆山寺地宫也出土有宝铀装鎏金铜棺和银掉(图17)。
图16金筐宝钿玉带（西安市窦皦墓出土）
图17宝钿装鎏金铜棺和银椁（西安市庆山寺地宫出土）
玉平脱:据记载五代后晋的宫廷中,有玉平脱双葡萄镜(陶毅《清异录》),有专家认为这或许是在金银平脱中,添加了玉片,或所嵌就是玉片。
四、唐代玉石器的种类
四、唐代玉石器的种类唐代玉石器种类很多,刘云辉先生在其所编著《北周隋唐京歌玉器》一书中共分为七大类,并举例论之甚详。本文就结合刘先生的观点,将刘先生未能提及的玉石器标本加以补充,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礼玉:包括传统的圭、璧和新出现的圭璧、玉册、玉组佩、玉带、石印等。
圭:目前除唐惠昭太子墓出土一件残断的艰玉圭外,陕西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出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残断为三段的氓玉圭。
圭璧:是唐代新出现的礼玉。上端为一尖首圭,下连一圆形璧,《礼经》载“圭璧尺有二寸,以璧为邸,而上植以圭,先王以祀日月星辰”。《旧唐书·王播传附弟起传》“圭璧之议,经有前规”,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佩:青玉质,平面大致成梯形,脊部为三连弧形,上端正中钻一小孔,通体抛光,光素无纹(图18)。
图18梯形玉佩（西安市韦曲出土）石印:陕西历史博物馆共藏有二件,其一为年西安市纬十街基建工地出土,青石质,器身正方,长方形桥式钮,硫顶及四边阴刻折枝团花,周围蔓草环绕,器身四面线刻大朵折枝牡丹花,印面无字。年唐长安城圆丘遗址曾出土一件相同形制的石印,推测为祭天过程中象征某一种神抵的印玺。(《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圆丘的发掘》,《考古》年第7期)
玉带:玉带是唐代最为重视的玉器。中唐时每副于阗玉带可售三千贯,而长安城里的一个小宅院仅值二百贯上下(《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又》)。《册府元龟》卷一六八载:“太和元年三月,右*都尉梁守谦表请致仕,献马五十匹,玉带五十条,银器五担,救并不受。”唐制,臣子的金玉带胯应为12块,但御赐的会是13块。《全唐文》卷七三三韦端符《韦公故物记》:“有玉带一,首末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两隅者六,每缀环焉为附,而固者以金。……公擒萧铣时,高祖所赐。于阗献三带其一也。”从以上记载可看出,李靖所受赐的玉带为方胯七,半圆形胯六,共13环13胯。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玉带胯十副,其中形制较为特殊的是九环蹀躞带胯，五代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唐革隋*，天子用九环带，百官士庶皆同。”其他九副可分为两种形制，一是除去头、尾两块玉带板和带扣外，中间的13枚玉带板全为方形，这种形制有狮纹玉带胯和白玉纯方胯二副(图19)(根据原始编号，可知狮纹带与更白玉带一起原置于“红光丹砂”银盒内，但对照银盒“碾文白玉带一具，十六事，失块，更白玉一具数次(或准)前”，则多了一件玦，少了一块玉带板，其墨书存在帐物不符的现象，而以前均认为“红光丹砂”银盒内放的是伎乐纹带,而光明紫砂”银盒内放的是狮纹带)。另一种是除去头、尾两块玉带板和带扣外,其余由四枚方形，九枚椭圆形玉带板组成(图20),总数也是13枚。这两种形制符合唐代玉带13胯的用玉制度。伎乐纹白玉带胯是其中惟一不合制度的一例,它由四枚方形胯和十枚半圆形胯组成,比同类的其他玉带多出一枚半圆形胯,成了14胯,或据此认为,唐代合理的玉带胯并不全是史料所载的定制,但这十枚半圆形胯中有九枚雕胡人伎乐,只有一枚上面雕琢狮子,虽从玉质、形状并无差别,但构图主题明显不是一类,可见伎乐纹白玉胯仍合唐制为13胯,这种狮纹带胯埋藏前当另有归属,属于混入其中。但它非所藏狮纹带胯中的一枚,因为狮纹带胯本就是13枚,且全为方形。仅从何家村十幅玉带胯数量可知,何家村窖藏不但是官府财物,而且是为皇家所有。
图19白玉纯方胯（西安市何家村窑藏出土）
图20斑玉带胯（西安市何家村窑藏出土）
2.葬玉:唐代葬玉主要有玉握猪、竹节玉握、琉璃镜及玉琀。
竹节形玉握:年西安市东郊王家坟M18墓室曾出土一件玉握,在同时代发掘的西安近郊唐墓中也有出土。
玉握猪: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的玉握猪四件(图21),其中韩森寨MI还伴有银开元钱二枚和玛瑙珠(或为洽)。
图21玉握猪
琉璃镜:镜面正中为一小桥形钮,镜面共四道弦纹装饰,分成内外两区。唐代琉璃镜非常少见,其正面不能反光,不具备映像整容之功能,当为专用于殉葬的冥镜(图22)。
图22琉璃镜西安市西郊小土门村出土)
3.装饰品:有玉婴、玉笋、玉钗、玉替饰、玉梳背、玉手镯、玉臂环、宝石等。
钗:一般所见,双股一样长短。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玉钗,一股长,一股短(图23),很有特点。年西安市郭家滩唐墓出土的另一钗也具有此特点。玉钗是当时珍贵的装饰物,王建《失钗怨》诗:“贫女铜钗惜于玉。”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三:“玉钗:郭宪《洞冥记》曰:`汉武帝元鼎元年,有神女留玉钗与帝,故宫人作玉钗。”,梳背:唐代多以金银、珊帽或美玉等珍贵材料制成。梳背上常雕凿有各种纹饰,除用于梳理头发外,也可插于发髻以为装饰,唐元镇针良妆成》诗:“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唐代玉梳背发现较多,仅陕西历史博物馆即藏有完整玉梳背十余件,另有很多残器。除此而外,还藏有堆帽(或碎碟)梳背。《太平御览》卷七一四辑《修复山陵故事》:“后梓宫物象牙梳六枚,瑕帽梳六枚。”玉梳背上纹饰以花叶和鸿雁为主,有的两面纹饰相同(图24);有些不同,一般为一面为花叶,一面为鸿雁(图25、26)。但一面玉梳背上有龟衔枝图案(图27),是十分罕见的纹饰。
图23玉钗（西安市郊区出土）
图24玉梳背（西安市南郊出土）
图25鸿雁纹玉梳背(西安市南郊出土)
图26折枝花卉玉梳背(西安市南郊出土)
图27龟衔2枝图案玉梳背(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玉婴:《说文·女部》:“婴,绕也。从女赋阳,贝连也。颈饰。”唐苏鹦《苏氏演义》:“《苍史篇》‘女曰婴,男曰儿’。婴字从贩,贝贝者:贝也,宝贝缨路之类,盖女子之饰也。”发现有两串,也可能为手串或臂饰(图28)。
图28玉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玉指环:《新唐书·定安公主传》:“主次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黯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唐范滤《云溪友仪》卷三:“韦以旷靴日久,不敢偕行,乃固乱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图29)宝石:除何家村出土16枚宝石外,还见零星出土(图30)。
图29玉指环（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图30蓝宝石（西安市雁塔区人委文化科送交）4.生活用具：有各式杯、碗、盘、盒、锅、镇等。
杯:主要有高足杯和长杯二种,高足杯目前仅见两例,一例藏于日本大和文华馆,一例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31),均为滑石质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杯体,用来盛装液体,下部器足,具有放置和使用时手执的功用。这二件高足杯的形体都比较小,为唐代饮酒用具,其杯深大于口径,腹壁较直。长杯见于何家村窖藏。
图31滑石高足杯（西安市南窑村出土）
盘:汉白玉质,盘面呈六曲菱花形,腹部浅平,下有三足,为六棱柱体(图32)。
图32汉白玉菱花形三足盘（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壶:青石质,壶分身、盖两部分,壶身呈椭圆形,短颈平底,肩处设一蠕首形流,肩另一侧有擎,长擎宽平,下有环柄,可供食指通过,壶口刻双道弦纹,上有宝珠,亦刻弦纹(图33)。同样形式的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五件,其中最大一件为年西安市李家村出土,通高17.5厘米、口径1厘米、长10厘米、腹围60厘米。
图33螭首流青石壶（西安市郭家滩史思礼墓出土）盂:均为滑石质。其一为小口有盖,深腹,下有四足,身及盖遍布阴刻席纹;其二口较大,鼓腹,腹较浅,下有四足,盖已失(图34)。
图34滑石盂
盒:盒是目前发现较多的玉石种类,《安禄山事迹》载杨贵妃曾赐安“玉合子”。盒子都可以开启,分上下两部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椭圆形、长方形、圆形等多种。圆形盒:器呈圆形,盖面及盖底微鼓,素身无纹,豹斑玉(图35)。椭圆形盒:其一,盖、身之间有子母口,扁身,盖中心刻折枝团花。其二,近似桃形,盖中心刻四出折枝扁团花。均为滑石质。长方形盒:滑石质,近似长方形,盖面为剔地隐起的花叶(图36)。
图35豹斑玉盒（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出土）
图36滑石盒罐:青石质,敛口,卷沿,短颈,平底,圆肩,鼓腹,腹下刻两层凸起仰莲瓣(图37)。
图37刻花青石罐（西安市郭家滩出土）水注:西安市李家村唐墓出土,口径8.5厘米、高5厘米,青石质,器壁较厚,圆形稍扁,弃口,圆唇,圈足,外壁凸刻两层仰莲瓣,腹部有一凿孔。
三足罐:年西安西郊新西北出土。口径8.5厘米、高5厘米,青石质,小口,直颈,口沿外翻,鼓腹,圈底有三蹄足,与何家村出土的银三足罐酷似。
锅:青石质,形状与何家村出土的双耳银锅十分相近,而这种立墙式耳常见于伊斯兰银器(图38)。
图38刻花青石锅（咸阳市底张湾出土）
镇:古代铺席后,为了避免折卷席角,在四隅置镇,《楚辞·九歌》“白玉兮为镇”,王注“以白玉镇坐席也”。《西京杂记》谓昭阳殿的白象牙簟:“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唐代镇发现较多,汉白玉质或滑石质,有鸡镇、狮镇、异兽镇、兔镇等等(图39)
图39玉石镇
围棋:唐代围棋子发现较多,西安唐墓及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等地均有出土,白子质地多为汉白玉,黑子多为青石质,另外还有琉璃质地的。
盏托:此类器物在唐金银器中常见,当为模仿金银器形制而作(图40)。
图40石盏托（西安市郊区出土）5.艺术品:发现有人物、动物等形象,除著名的汉白玉女雕像(图41)外,还有滑石兔、玉人像、汉白玉人头、牵马俑(图42)。其中汉白玉人头发现于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内,说明当时很可能是作为艺术品出售的。
图41汉白玉女雕像（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出土）
图42玉石雕艺术品
6.佛教用器和宗教造像:以宗教造像为最多,多为汉白玉质。
五、外来文化对唐代玉石器的影响
来文化对唐代玉石器的影响南北朝以来,胡风盛行,皇室贵戚,尤其喜好西方的珍玩器皿。外来文化和艺术品对日常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要求都产生深刻的影响,直至唐代风气不减,《明皇杂录》卷上:“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命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唐代传奇中说:“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闻国所献,追逐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剧谈录》卷上《田膨郎偷玉枕)在这种浓厚风气的影响下,必然对唐代玉石器加工工艺的风格和面貌造成深刻的影响。唐初的中央官府作坊主要传承了南北朝以来北方系统的制作工艺,而北方系统一直深受西方工艺的影响,不但有西方输人的器物和技术,而且工匠中有一大批自身就来自西方,据西方学者统计,在隋代的六部尚书中,工部尚书非汉人比例最高,达到了45.5%。唐代初期因袭隋制,其中许多人入唐后仍在为官,如隋代著名的工艺大师何稠,隋场帝时能仿制波斯进献的金线锦袍,还能用绿瓷仿照西方的玻璃,而其父“善研玉”(《隋书》卷六八《何稠传》),入唐后任少府监,依然掌“百工技巧之*”,而其祖先原是西域的“细胡”(《隋书》卷七六《儒林传·何妥》)。
唐代曾拥有大量的外来进奉品、贸易品,但至今遗留下来有外来文化作风的器物,却绝大多数是唐代工匠的仿制品。除了玉器原料、宝石来自西域外,唐代玉石器由最初输人到由外国工匠在唐境制作,再到唐工匠仿制,再到本土化的这个变化趋势,反映出一个社会对外来文明的惊奇一认同一消化的过程。
比如玉带胯上纹饰多为胡人形象(图43),显现出它与西域文化的渊源。许多带胯(图44、45),其中方形和半椭圆形带扣上有长方形古眼,古眼即带胯下部的穿,此名称见宋王得臣《崖史》卷上,此类胯曾见于辽宁朝阳贞观九年()张秀墓中,在山西平鲁*沟窖藏,此式金胯与乾元元年()金挺同出,可见其流行的时间涵盖了7世纪后期与8世纪前期,据孙机先生考证此类胯带曾在南西伯利亚科比内突厥墓内出土,带有突厥文化色彩。螭首流石壶带环柄指垫,这在西亚、中亚历时悠久,是西方器物的制作风格,直接渊源可能就是粟特带把银杯。而石锅上立墙式耳则多见于伊斯兰银器。
图43胡人形象玉带胯
图44穿孔白玉带胯（西安市何家村窑藏出土）
图45墨玉带胯（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出土）
总的来说,唐代玉石器在器型上与外来文化的因缘要多于纹饰,受到拜占庭、粟特、波斯等地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唐代工匠是在悉心筛选的前提下消化吸收,也就是说这些器皿的制作者,保持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审美情趣,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而择优吸取,并未在主体上失掉自我,他们并未胡化,而只是对胡文化加以消化。他们既保持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欣赏,从而使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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