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研究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北京，所以在年接到北上的邀约时，只犹豫了一天便欣然接受，三年时间，钻胡同，赏殿宇，吃小吃，听朝阳大妈絮絮叨，和出租司机侃大山，与北派投资人边喝酒边天马行空，以至于现在说话总还带着北京口音，我欣赏北京历史建筑的雕梁画栋，磅礴气派，沉浸于这座古城历史的厚重，惊讶于居民们的自来熟，即使初次见面，总能最短时间消除彼此的陌生感，这些，都是我喜欢北京的理由。
但我最热爱的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这份感情，从来不需要刻意提起，也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两个多月，这座城市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指责，有人说，上海没有城市底蕴和城市精神传承，所以应对不了重大的危机，这我不能认同，诚然，上海确实有做的不好的，每个人都有指责的权利和理由，而我们真正热爱这座城市的人，在危机过去后，除了批评之外，应该正视暴露的问题并从根源上要予以重视和解决，上海，绝不是没有底蕴和精神的城市，但确实需要重塑城市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内核而不能再在繁花似锦的物质堆积中迷失。
这些年来，听到不少声音提及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似乎是有些刻意被忽略和没落了。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但海派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海派文化代表着什么样的精神，也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众说纷纭，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海派文化的标志是老洋房、留声机、周璇的歌声，胡蝶和阮玲玉的电影以及摇晃的红酒杯和冒着热气的咖啡。诚然，不论喜不喜欢，这些都是海派文化的代表性组成部分，然而若认为这些就代表海派文化的全部，未免也太过片面。
我认为，要想探究一类文化的内涵，离不开历史的追溯和传承，而历史的传承则首重地理传承，每一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根源于它诞生的土地上和曾经生活于此的千万民众中，在《，上海塌房背后》曾简要提及上海的地理传承，上海古名华亭。明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载：“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因宋时华亭县设立年份已不可考，故多以元至元十五年（年）松江府的设立视为上海历史文化之源，有“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之说。
由此而溯，上海的历史文化传承已近千年，在很多人直观印象里以上海开埠（年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作为上海的历史开端并以此认定上海的历史不过年，从一开始就被打上殖民和买办的文化烙印而言，此观点并不客观。
上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的文化发源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植于吴越文化且不可避免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故区别于燕赵的慷慨豪迈，齐鲁的重礼好客，川渝的泼辣热情，海派文化的特质是温婉而内敛的，如*道婆的女性般细腻和徐阶十余年内阁次辅生涯的不争不抢，不显山露水。但吴越先民们的悍勇之气在外力的强力压迫和儒家刚直思想的催化下仍会迸发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以及“匹夫不可夺其志”的悲壮，如夏完淳就义前怒斥敌帅洪承畴和反抗“剃发令”而导致的“嘉定三屠”。同时，松江府因其地理靠海而衍生的繁荣的商贸活动带来的各类思想和文化的碰撞融合又决定了海派文化中开放包容的特点，如“西学东渐”之徐光启，为学习西方历法和火器技术以明朝官员的身份而皈依基督教。
至近代，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喜不喜欢，在西式强权和*事压迫下的上海开埠使得殖民思想和买办文化盛行，压制了传统的道德文化体系，这些思想和文化也部分的被移植和继承到如今，这是历史，也是事实，如各类不问对错的崇洋表现和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但客观上却也使得上海快速融入了现代的商业体系，以明确清晰的现代契约精神和信用体系改造了传统上以模糊的道德和社会地位来对人对事的评判标准。
及至年，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自上海开始而扩展至全国，在上海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的支持下，一大批以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诸多文化大家纷纷以上海为大本营，为打破国民旧有的思想牢笼，树立新时代的文化精神而摇旗呐喊，而中国共产*第一、二届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上海成为了“红色摇篮”，’更为传统海派文化和近代唯商思想注入了打破旧有秩序，自我刷新变革的勇气、顺应时代潮流的眼光格局和拨弄时代潮头的力量。
有人说，海派文化就是以张恨水，张爱玲为代表的，充斥物欲横流、精致的利己主义和莺莺燕燕的言情文化。我不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他们的作品和思想迎合了当时民众普遍的猎奇的心理和对情感生活的深层次需求，也与海派文化被传承的温婉浪漫的气质颇为相符，至今仍被不少人津津乐道。
但应该指出，这只是海派文化在那个时代的突出表现，海派文化发展积累至今，这些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表征。如盛唐之辉煌，既有李白的浪漫诗句，亦由王玄策之异域扬威，一人平一国之沙场铁血所共同铸就。我们也不能选择性地遗忘张恨水在抗日战争期间留下的多篇战斗檄文。所谓“造神运动”，只截取某些人物在特定时期的目标言行活动，以为光环或马桶，用以将该人物捧上神坛或者踩入泥坑，都不是公平客观的做法，对于文化及文化精神的评判亦如此，关键在于后人如何去公正的看待，去芜存菁的继承和发扬。
亦有人对海派文化的直观印象就是一帮衣着考究，做事拿腔拿调的“上海老克勒”们。这似乎和前文提到的老洋房、留声机等以此作为海派文化标志物的印象同出一脉，我想起我的小时候，家里条件其实一般，非逢年过节不会添置新衣，但每次出门，即使衣服不是刚洗好的，也会习惯性的教我掸掸灰尘，我很不理解这一行为，母亲总会说：“衣服可以旧，不能邋遢，穿出去干净整洁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的体面”。随着年岁渐长，母亲常唠叨的话变成：“做人做事要有规矩，不能只顾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别人是要讲话的，面子是靠自己的一举一动挣出来的，不是别人给的”。
在我看来，在海派文化影响下的上海人对于外表和仪式感的在意体现的是尊重和敬意。像之前总被提到的广州大叔和上海爷叔做核酸时的穿着做比较以此得出上海浮夸，装腔作势等结论并不正确，实质上只是待人接物的两种理念不同而已，一个自在随意，没有隔阂，一个郑重其事，相互尊重。我不否认过于注重外在形式的行为令人反感，包括自己也常批评一些炫耀或者炫富等刻意刷存在感的行为，甚至不客气的说过这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并不能以这些过头的做派代表海派文化的内涵。
还有人说，所谓海派文化不过就是一群最早码头跑单帮地凑在一起，在码头文化的基础衍生出的市井文化，充满着浓浓的市侩气息。从历史角度来说，确实有一点渊源，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其后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原有统治基础的薄弱，外商和外资纷纷涌入，也对周边省份浙江、江苏、安徽的资源形成了虹吸效应，各地来上海谋生发展的人员日渐增多，他们或独来独往奔波于沪甬两地，以当地土特产换成上海的小商品，傍再返回宁波赚取些许差价；或结帮合伙，三五成群批量贩卖货物；或摇起小船举家迁往上海做水上货运生意，他们靠水而生，与本地居民交杂而处，见证了上海十六铺码头的日益繁忙，成为远东第一，也奠定了上海的航运中心地位。
可以说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发展与十六铺码头密不可分，自然在文化的形成中也免不了船帮、码头因素的影响。码头文化中一类代表是江湖气息：不讲家世出身，唯本事而为众所敬服，如王亚樵、杜月笙之枭雄，另一类则依商而生：精明、计较、会算计，似乎历来叱咤上海滩的商界巨子皆有此特性，也符合很多人提到上海的第一反应。我不认为所谓码头市井文化就不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所谓文化和文化精神，应当是融合了某一地域各个时代中的大多数人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只有高雅的一面，也应当有俗的，包含着市井烟火的一面。
关于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精神，我还想特别提一个人，一，鲁迅先生，现在他的名字被提及的频次是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已经忘记鲁迅先生一生的最后的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居于上海期间，鲁迅先生仍以笔为刀剑，坚持与世间之不公，蝇营狗苟之小人做斗争，为唤醒国民之觉悟而努力，留下了耳熟能详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友邦惊诧”论》等雄文，翻译了《铁流》等进步书籍，年，因病逝于上海，初归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后迁葬于虹口公园（现已改名鲁迅公园）。
这本应是上海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应当大书特书的人物，却不知何种原因，渐渐在民众的记忆中变淡消散，中学课本里没有他文字了，随着四川北路退出四大商业街行列，曾居住过瞿秋白、陈望道、茅盾等多位文化名人的多伦路文化街也没落了，与之毗邻的鲁迅纪念馆也日益的门庭冷落鞍马稀。
有人说：鲁迅的文章过时了，不再符合当下的时代需求，有人说，鲁迅的文字太硬了，和海派文化的精神格格不入，种种谬论，不一而足，在我看来无非是鲁迅先生的文字戳痛了某些人的神经，现今，当代阿Q们仍比比皆是，以精神胜利法去替代奋斗的精神；仍有人对同胞们习惯性地居高临下，却会因“友邦”一点点的莫名惊诧而战战兢兢，以为头等大事；还有人打着光明正大的旗号，干着蝇营狗苟之勾当，以言论自由为招牌将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捧为圣经；更有人，平日里得过且过，以国泰民安为理由为自己的懒*不作为做辩解，而危机之下，却敢于公然以公权力谋私。
所以，他们怕了，他们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读出了平日里决不敢面对的自己的影子，看到了那个须发皆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小个子男人正举着他的笔冲他们指着，向他们戳来。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个人从民众的记忆里消除掉，把他的精神上从历史上抹杀掉。然而，文化的发展，文化精神的传承不可能循着这些人的设计而偏离应有的轨道，若这世间容不下批判，赞美则毫无意义。纵有千万个听上去合理的理由，我坚持认为先生在上海留下的印记不应被忘却，他对那个时代的讽刺和批评不应以现今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由而被刻意遮掩，我更担忧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得我们的文化精神中失去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勇气，进而失去浴火重生的发展动力和机遇。
因此，我认为，鲁迅纪念馆和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值得被更多人的